推動科技與經濟結合是中國科技發展中的老話題，也是中國經濟發展中的老話題。1985年鄧小平同志就指出：“現在要進一步解決科技和經濟結合的問題。”“新的經濟體制，應該是有利于技術進步的體制。新的科技體制，應該是有利于經濟發展的體制。雙管齊下，長期存在的科技與經濟脫節的問題，有可能得到比較好的解決。”這段論述很清晰地表明，解決科技與經濟結合問題，必須雙管齊下，單靠任何一方都不能解決問題。在中國發展進入創新驅動的新階段，科技與經濟結合的問題再次成為焦點，要做好這項工作，必須以更符合創新規律的方式來推動。

　　一、將技術進步作為經濟發展內生力量是建立科技與經濟結合體制的理論基礎

　　經濟學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倡導者索洛通過分析1909—1949年美國經濟數據發現，資本和勞動力只能解釋一小部分經濟產出，因此發現了技術進步的貢獻率。索洛因其貢獻獲得198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但在其理論中，把技術進步看作是一種外生的力量，這無法解釋為什么資本沒有出現從富國流向窮國的趨勢，以及為什么發展中國家不能通過拿來發達國家技術獲得進步。到了1980年代，以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經濟學家羅默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學者發現，技術進步在很大程度上是內生的，技術創新行為取決于該經濟中的規則和制度。羅默進一步分析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戰略，得出結論認為，能否提供和使用更多的創新或知識品，將直接關系到一國或地區經濟能否保持長期增長。羅默因其貢獻被1997年《時代》周刊評為年度美國最具影響力的25人之一，并被認為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有力競爭者。

　　20世紀以來，科技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得到各國普遍認同，但能否建立起科技與經濟有效結合的體制卻不容易。前蘇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與西方國家競爭過程中，盡管意識到了科技的重要性，大規模增加科技投入，其研發支出占國民收入比重超過4%，遠高于西方發達國家2%—3%的水平，但由于沒有把技術進步作為經濟發展的內生力量，沒有建立起科技與經濟結合的制度體系，因此除了取得人造衛星等少數領域成就外，經濟競爭力沒有獲得明顯改善。

　　二戰以后，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和香港亞洲“四小龍”崛起，成為世界經濟發展中的亮點，世界銀行將其冠以“東亞奇跡”并全面總結經驗。但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1994年發表文章《亞洲奇跡的神話》，認為東亞沒有什么奇跡，他們的快速發展，所依靠的無非是國內高儲蓄所提供的投資加上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所提供的勞動力，沒有依靠技術創新帶來的生產率提高，所謂的“東亞奇跡”建立在浮沙之上，遲早破滅。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應驗了克魯格曼的預言。克魯格曼因其貢獻獲得2008年諾貝爾獎經濟學獎。東亞經濟發展的教訓說明，沒有把技術進步作為經濟發展的內生力量，沒有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的制度體系，不可能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

　　我國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從過去數十年經濟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到，中國技術進步緩慢，癥結不在于新技術無法取得，而在于制度存在缺陷。具體表現在：一方面，傳統增長模式的退出存在著多重體制性障礙;另一方面，技術的開發和利用、新增長模式的采用，需要良好的制度環境的支持。

　　進入21世紀，在新的發展階段，再談科技與經濟結合問題，我們不僅要將此看做科技界的問題，也要看做經濟界的問題，不僅要解決“科技工作面向經濟建設”的問題，也要解決“經濟建設依靠科學技術”的問題。事實上，要解決科技與經濟結合的問題，就必須切實把“創新驅動發展”作為全部經濟工作的根本理念。

　　二、技術創新是經濟活動，要以占據產業鏈高端位置、獲得高附加值為目標

　　IBM公司在解釋什么是技術創新時用了一個簡單的公式：創新=發明+市場價值。換言之，技術創新不是一個研發活動，而是一個經濟活動，研發只是創新流程中的一個環節。國際創新理論和經驗表明，研發靠近市場、靠近產業才能獲得成功。

　　筆者曾經調研的我國中小企業板的一家制藥企業，委托專家做研發，但拿來的成果卻是“原料比產品還要貴”的所謂成果。盡管專家發表了學術文章，但對企業來說，這種技術創新毫無用處白白浪費資金。事實上，不能把技術變成錢，就不是真正的技術創新。

　　在我國加快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的進程中，急需技術創新支撐。這種需求不僅體現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中，也體現在傳統產業發展中。對技術創新來說，要能夠支撐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重要的不是選擇做電腦產業還是做圓珠筆產業，而是選擇做產業鏈上高附加值的環節。做電腦如果只是組裝，依然沒有意義;做圓珠筆如果做筆頭、墨水，卻是很有價值。明確技術創新的經濟屬性，有助于明確技術創新的方向，關鍵是占據產業鏈高端位置，獲得高附加值。

　　三、以企業為牽頭開展產業共性技術研發，避免企業在產學研合作中“被結合”

　　產業共性技術，出發點和立足點還是產業，是產業發展需要的技術。在推動產業共性技術研發時，首要問題是誰來牽頭?這需要把產業共性技術做分類：一種是基礎性的共性技術，一種是競爭性的共性技術，直接和產品掛鉤。對于前者，可以讓高校院所牽頭，但對于后者，必須明確由企業牽頭。從實際情況來看，后者的需求占多數，也更薄弱些。在中關村調研時，筆者就聽到許多企業家談到“被結合”的問題，高校院所牽頭，經費拿大頭，企業實際做項目，但卻拿經費小頭，這應該引起重視。

　　產業共性技術開發過程組織產學研合作，不能“拉郎配”，應是一種有機的結合、利益的扭合、市場的融合。這種深層次的緊密契合是合作開發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在合作過程中，堅持產學研各主體定位清晰，堅持企業主導研發過程，才能加快技術創新成果轉化應用，才能有效整合產學研力量，

　　從產業共性技術開發的出資上看，政府出資可以作為引子，不應是全部，也不應是大多數。要鼓勵企業資金作為主體進入，鼓勵社會各類資金進入，采取市場機制來組織。產學研合作的利益分配是決定產學研合作能否順利有效的重要條件，高校院所與企業利益分配問題，參與企業間的利益分配問題，參與企業和未參與企業的利益分配問題都要提前設計好。

　　四、改革科技評價和獎勵體系，由市場來檢驗應用導向的研究

　　科技評價和獎勵就是指揮棒，這個指揮棒直接決定了科技人員的行為取向。從推動科技與經濟結合的角度看，改革科技評價和獎勵體系是引導科技工作面向經濟建設的重要手段。

　　對從事應用研究的科技人員的評價，不能單純地以論文來衡量。如果教師不以教學為主業，醫生不以看病為主業，工程師不以開發新產品為主業，所有科技人員都是去發論文，無法真正推動科技與經濟結合。實踐證明，應用開發類的科研機構轉企改制，激發了科技人員的創新意識、市場意識和競爭意識，促進了科技與經濟的結合。這種改革方向應該堅持，鼓勵應用研究更好地面向市場、面向經濟社會發展需求，自主開展技術研發和創新。

　　應大幅度減少政府設立的科技獎勵，尤其是面向應用研究成果的獎勵。現在，對科技的重視越來越體現在設立各種獎勵和資助計劃上，其初衷是為了鼓勵科技人才健康成長，但過猶不及，結果卻是科技人才面對名目繁多的獎勵和資助計劃眼花繚亂。更重要的是，在評價應用導向的研究中，專家評獎遠沒有市場認可有說服力。筆者調研中就發現，一些優秀的技術開發者因為在市場中實現了自己的價值，對政府獎勵很不關心，倒是一些只能在實驗室中出樣品、關心評職稱的研究人員更在意政府獎勵。

　　五、需求拉動對推動本土創新能力提升至關重要，要把市場作為推動科技與經濟結合的戰略資源

　　在2010年10月舉行的第八屆中國國際航空航天博覽會上，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的C919客機獲得來自國航、東航、南航、海航等國內航空公司的100架訂單。這是給與本土創新產品的第一動力。試想，如果不是政府引導下的本土市場支持，誰會去采購對安全性要求極高的航空創新產品?

　　或許新產品會有不完善，但沒有基于市場的反饋，就沒有新產品的持續改進動力。在對待本國創新產品上，韓國給我們樹立了良好的榜樣，當現代汽車一問世，政府開始采購作為公務用車，當韓文OFFICE系統研發出來后，政府和學校率先使用。與其說韓國科技界的創新能力強，不如說韓國本土市場提供的創新動力更強。

　　對處于追趕進程的發展中大國來說，我國的創新成果必須找到應用者才能生存和發展，現階段其主要應用者不是國外市場，只能是本國市場。準確地說，國內市場資源已經成為我國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的重要戰略資源。我國的市場資源具有規模性、差異性、增長性的特點，這為我國的各類型、各層次創新活動提供了最寶貴的市場需求動力。要推動科技與經濟結合，就必須將市場資源的重要性提高到足夠高度，將應用環節視為與研發環節同等重要。

　　從企業技術創新的規律來看，政府研發資助只是外部條件，來自市場的對創新技術和產品的需求，才能激發企業技術創新的內生的、持續的動力。因此，啟動、發揮本國市場對自主創新活動的牽引作用，將市場應用作為自主創新實踐不可或缺的環節，對建立科技與經濟結合體制至關重要。

　　六、引導國有大中型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生產、應用和投入的主體，在科技與經濟結合中發揮骨干帶頭作用

　　近些年來，我國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尤其是央企取得飛速發展。在2011年7月《財富》雜志發布的世界500強企業最新排名中，中國上榜公司再創新紀錄，其中央企達到38戶，中國石化、中國石油和國家電網分別位列第5、第6和第7位。如此好的業績得益于這些公司的努力，得益于中國市場的發展，但要看到，“大而不強”的現象突出，與世界一流企業相比，在總資產報酬率、凈資產收益率、經濟增加值等重要指標上還有很大差距，許多產品還處在國際產業鏈低端，缺少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國際知名品牌，以技術進步求發展的機制尚未形成，工業新產品開發的技術約有70%屬于外源性技術。

　　國有大中型企業已經擁有很強的經濟實力和人才隊伍，關鍵是要建立依靠技術創新提升企業競爭力的機制。首要的是應建立引導企業自主創新的考核政策和中長期激勵制度，加大國有資本預算對自主創新的支持。引導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應對國有企業的科研投入和研究開發經費占銷售收入的比重設置剛性增長數量目標。

　　國有大中型企業不僅是盈利載體，更擔負著提升國家競爭力的責任。在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進程中，國有大中型企業應該而且可以擔負起更大的責任，發揮更大的作用。應從根本上扭轉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爭取在一些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國際領先地位，取得國際標準制訂的話語權。一旦國有大中型企業成為技術創新生產、應用和投入的主體，我國的科技與經濟結合水平將實現大幅度躍升。

　　七、大力發展創新服務業，形成良好的創業創新生態

　　在中國勞動力成本日趨升高、勞動力比較優勢逐漸降低的情況下，中國的競爭優勢逐漸轉向低成本研發。與發達國家研發人員情況相比，中國的研發人員還處于規模大、成本低的狀態。中國現在的科技人力資源總量超過5000萬人，研發人員全時當量達到255萬人年，均居世界首位。要用好中國的低成本研發力量，就要以發展創新服務業為抓手，在全社會形成良好的創業創新生態，充分鼓勵年輕人創業創新。

　　以創新實現創業的年輕人是天然的科技與經濟結合者，也是全社會最具活力的細胞。良好的創業創新生態可以讓700萬人口的以色列成為“創業的國度”，在納斯達克上市的新興企業總數超過全歐洲在該市場上市企業的總和，也可以讓13億人口的中國成為充滿創新活力的巨人，走上創新驅動發展的大道。

　　與科技服務業主要關注研發環節不同，創新服務業關注創新活動全過程，涵蓋了企業的研發、生產、銷售、管理、流程、商業模式等多方面的業務領域，提供研發設計、科技咨詢、信息服務、生產力促進、金融服務、創業孵化、人才獵頭、軟件及服務外包、現代物流、戰略咨詢等等不同類型的服務。發展創新服務業，可以構建圍繞創新鏈的全面服務支持體系，推動創新要素全面滲透進經濟活動中，形成科技與經濟水乳交融的良好局面。

　　八、把企業家作為最重要的創新人才資源，發揮企業家在整合創新要素中的主導作用

　　在技術創新體系中，企業是主體，客戶是導向，市場是機制，品牌是目標，院校是支撐，政府是環境。而在整個創新進程中，企業家是靈魂。縱觀國內企業創新能力強的企業，每個企業都有一個靈魂式的企業家帶領，正如柳傳志之于聯想，王傳福之與比亞迪，馬云之于阿里巴巴。

　　企業家是創新要素的整合者。他們帶領企業在市場上拚搏，根據市場需求去開拓、研發新技術，促使企業迅速成長，走出了企業創新之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造就的企業家，成為創新中最核心、最寶貴的資源。筆者在許多民營科技企業調研中，聽到企業家說，之所以要創新，就是為了要活下去。這種創新不是學術導向的，而是市場導向的，是為提升企業競爭力服務的。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適者生存，具備創新能力的“適者”生存。

　　建設創新型國家，推動科技與經濟結合，我們最稀缺的人才資源不是技術專家，而是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保護企業家就是保護創新，推動企業家成長就是推動科技與經濟結合。因此，要把握企業家成長規律，努力營造有利于其成長的市場環境、政策環境和社會環境，在全社會形成尊重企業家的良好氛圍，構建以企業家為服務目標的政策體系。

　　九、建立鼓勵創新導向明確的資本市場，避免急功近利的投資導向

　　資本市場對推動科技與經濟結合至關重要。硅谷的成功不僅僅因為有一流的技術，更是因為有一流的技術與資本對接的機制，大規模的風險投資、天使投資成為激發硅谷創新夢想的最大動力。從中國的現實來看，盡管開辦了創業板，有了大量的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但真正對技術創新的支持還遠遠不夠，短期利益導向嚴重阻礙了科技與經濟結合。

　　要明確創業板的創新導向。目前在創業板上的許多公司的創新性并不強，大量創業板募集資金在銀行，長時間沒有任何投向。截至2011年6月30日，創業板開辦20個月內，已掛牌上市236只股票，居然有118只、恰好50%破發。喧囂過后，我們必須反思，對比發現了蘋果、思科等公司的納斯達克，我們更應加強創業板的創新引導功能。

　　要形成鼓勵創新的投資市場。中國現在的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大多關注短期項目，希望速戰速決，越來越向創新下游靠，回避創新的風險性。這使得許多原本很有創新潛力的初創公司，因為投資者短期利益要求，也會削弱長期的創新能力培養。在我們的政府資金越來越充裕的條件下，應該下大力氣引導投資市場關注科技與經濟結合，關注創新型企業培育。

　　十、政府在推動創新發展中要尊重創新規律，做到科學作為

　　在創新驅動發展的目標上，各級政府高度一致，用力不少，投入不少，現在許多企業都能拿到成百上千萬的經費，但效果卻常不盡如人意。有的企業因為拿到政府經費很多，不再愿意瞄準市場開發;有的企業認為政府要的是“方西瓜”無法完成，意思是政府提出的創新目標不符合市場實際。究其原因，創新是有規律的，政府支持創新要尊重規律，才能避免無所作為、盲目作為、低效作為。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在推動創新發展上務必要以創新生態建設為核心目標，把握“科學作為”的原則。

　　“培育土壤”比“拔苗助長”更重要。良性的創新活動一定是創新企業群的活動，而不是少數幾個企業的活動。創新企業群在技術上互相支持，在人才上互相流動，在精神上互相鼓勵。這樣的創新企業群中包含的主體數量越多，越符合生物多樣性的原則，越可以形成一種可持續的內生的創新機制。一旦這種創新企業群形成，一個區域的創新實踐就會從自發行為轉向自覺行為，從局部行為轉向全局行為。因此，對政府來說，要在宏觀的“培育土壤”上下功夫，這比微觀的項目支持、關注少數對象更符合創新規律。

　　“維護場地”比“下場比賽”更重要。在創新速度越來越快的時代，政府要想準確把握創新方向，變得越來越難。能夠及時把握創新動態的，只有身處在市場競爭中的企業。調研中，許多企業對創新政策環境提出明確希望：不要命令，支持就行;不要優惠，公平就行;不要太多，有用就行。因此，對政府來說，要把維護企業競爭的良好場地作為首要任務，不要去做教練員、運動員。好的競賽場地應該是基礎條件完善、競賽規則完備的。要讓創新者愿意創新，政府就要鼓勵競爭性市場的形成，就要通過各種法律和經濟手段，保護企業的技術創新利益。

　　科技與經濟結合的問題，實質上是科技界與經濟界結合的問題，是創新成果的供給方與需求方結合的問題。單單靠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解決問題。盡管這個問題很難，但不能僅把這個問題看作是一個難點，其實這更是一個增長點。解決好了，科技工作、經濟工作都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